公元1012：大宋为什么歧视南方人？

楔子

你好，这里是《文明之旅》。欢迎你，穿越到公元1012年，大宋大中祥符五年，大辽开泰元年。

这个阶段的大宋和大辽，除了每年的30万岁币之外，双方的交集并不多。但是今年有一件事很有意思。就是两边比着给皇帝上尊号。

最开始，两位皇帝的尊号都是八个字，但是没想到，这事居然也搞成了军备竞赛。两边比着加字数。这一年，宋真宗的尊号加到了18个字，他现在是“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”皇帝了。半个多月后，辽朝一看，那咋办？加字数又不要钱，我们奉陪，也加，于是辽圣宗就变成了“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”皇帝。20个字，比宋朝皇帝还多2个字。你看，两边之间仗是不打了，但是竞争的战场，多着呢。

如果只看大宋朝堂的话，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是两件：

第一件，是真宗皇帝后宫里最宠爱的刘氏终于熬出头了，今年被封为皇后。刘氏今年已经42岁了。很明显，她能走到这一步，靠的不是姿色，而是政治才能，以及和皇帝之间的信任关系了。后面这些年，我们会看着她一步步地在政坛冉冉上升，直到成为大宋朝实际上的当家人。

第二件事，是朝廷同时提拔了王钦若和陈尧叟，兼任了两个职务，既是主管军事的“枢密使”，还是宰相的“同平章事”。

一听“同平章事”这几个字，熟悉唐宋史的朋友都知道，哟，这是宰相啊！再一看名字，哟，王钦若！那个名声不太好的王钦若当宰相了！这个王钦若，又是陷害寇准，又是撺掇真宗皇帝搞迷信活动，这么个人，今年升官了。

不过，这里面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误会：虽然这个“同平章事”是宰相的头衔，但只是“名誉宰相”，当时很多朝中的重臣，包括亲王、节度使什么的，都加这么个“同平章事”的头衔，这叫“使相”，是名誉宰相，但还有其他任务，不是真宰相。

王钦若当上真宰相，那还要等到现在在位的这位王旦宰相死了，才有他的机会。那已经是1017年，5年之后的事儿了。王钦若就曾经跟人讲嘛：就因为这个王旦，他耽误我迟当了十年宰相。

这话确实没有冤枉王旦。拼命拦住王钦若当宰相的，确实就是他。

宋真宗当年想提拔王钦若的时候，王旦的发言非常有意思。他说：我们大宋朝从来就没有用过南方人当宰相。虽然说，只要是个贤才，也不用管他是哪儿来的，但他得是个贤才才行啊。我王旦当这个宰相，不敢挡别人进步的路，但是，我刚才说的可是公论。

短短几句话，有三层意思：

第一，我朝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不用南方人当宰相。

第二，王钦若不是什么好人。

第三，这是公论，不是我的偏见。

听得出来，王旦为了拦住这个王钦若，是真急眼了，把兜里所有的牌都掏出来了。我们现代人听这后面这两个理由，所谓王钦若不是贤才，大家都觉得他不是贤才，这还算站得住脚。但王旦的第一个理由，说不能用南方人，还拉出祖制做挡箭牌，这么个理由，难道也是能拿上台面说的？

我们知道，在儒家的制度理想里，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，这是一个基本设定。在儒家思想里，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，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。人无分老幼，地无分南北，皇帝可不应该区别对待啊。

但是奇怪吧？真宗皇帝那么喜欢王钦若，很多事情上那么依赖王钦若，而王旦提出来的这么荒唐的理由，他居然也就认了。一直到王旦去世之后，他才提拔王钦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那今天，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——为什么宋代初年有这么露骨的地域歧视，穿越回公元1012年来，看看大宋朝初年的一桩难言之隐。

尴尬的“南方人”

刚才我们说到王旦拼命挡住王钦若的进步之路，这里面毫无疑问，肯定有政治斗争，也肯定有个人恩怨，这都不奇怪，但是，把地域歧视，说宰相不能用南方人，赤裸裸地摆到台面上当理由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

看这个阶段的史料，你会发现，不仅是王旦一个人啊，出身北方的士大夫，是动不动就公开打这种地图炮的。

王旦是大名府莘县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市人。妥妥的北方人。还有，那个著名的寇准，他是华州（今天的陕西渭南）人，也是北方人。

有一年的科举考试，明明是一个南方人成绩更好，寇准硬是说，南方是下等地方，不能给他们当状元，就换了个人。而且寇准出来，洋洋得意地公开说，我又给中原夺了个状元。这一刻的寇准，他的自我认同，可不是朝堂上主持公道的士大夫，而是一个北方人。

大词人晏殊，江西人，南方人嘛，当年参加科举的时候，明明考得很好，结果又是寇准说，真有才啊，可惜是个南人。这话连皇上都听不下去了，宋真宗当场反问寇准，唐朝的神童宰相张九龄，不也是南方人吗？张九龄是广东韶关人。

你看，在当时的大宋朝堂上，明显弥漫着一种压制南方人的气氛。

甚至有一种传言，说宋太祖赵匡胤立过祖训，南方人世世代代不能当宰相。说宰相的办公大厅里还有块石头，上面刻着说南方人不许坐在这里。传得有鼻子有眼的。

我在看这1012年的史料的时候，还陡然还看到了一行字：说王钦若和其他几个人，刘承珪、陈彭年、林特、丁谓，这四个人交往密切，行踪诡异，被称作“五鬼”。

历史上，把一个政治小集团的人称作什么“五鬼”，其实很常见，但有趣的是，这五个人，我们简单算一下，按今天的省份来说：王钦若、陈彭年，江西人；丁谓，刘承珪，江苏人；林特，福建人。居然全部都是南方人。再一深究，你会发现，这几个人可能也就是当时的名声不太好，毕竟还没有入宋史的奸臣传。而《宋史·奸臣传》上的那22个人，居然无一例外也都是南方人。

这就有意思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对南方人的偏见已经到了这种程度，就不是简单的地图炮了，后面必然还有更深刻的政治的、文化上的原因。

浅层的原因，咱们想也想得到。比如说方言问题，从魏晋之后，长城以南长江以北，各地的人说话，彼此之间容易听得懂，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北方方言区。而东南地区，口音就复杂了，甚至到了十里不同音的程度，南方人互相之间都听不懂，更别说北方人了。语言不通，在社交上就难免被排斥。

还有，大宋朝起家的那拨君臣，毕竟是中原人。南方人加入进来，毕竟是后来的事。先来的人，占据了各种好位置，后来的人要想往上爬，有的时候难免会不择手段，比如逢迎皇帝，像真宗搞那些迷信活动的时候，都是那些南方人积极支持他。原来的北方人就说，南方人太机灵，太会钻营，甚至上升到人品的高度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还有一个因素：大宋朝的底子是中原的“五代”，而南方呢，几十年前是“十国”，是被征服的对象。现在征服者瞧不起被征服者，好像也很正常？

其实不正常！征服者排斥被征服者，刚开始可能很正常，毕竟双方在战场上厮杀过，但是时间久了就不正常了。这一年是1012年啦，离大宋建国已经52年了，离全国统一也34年了，一代人都过去了，哪儿还能那么傲娇呢？

而且，你是征服者，为了国家的融合，更应该摆高姿态，尽量促使南方人融入国家的精英团体，哪儿能这么明摆着的长期搞歧视、排斥、防范、打击和地图炮呢？

所以，还有一个相反的，但是符合人之常情的解释：北方士大夫如此排斥南方人，恐怕不是心理优势的结果，恰恰相反，这可能是心理劣势的结果。这不是简单的“恨”，这可能更多是“怕”。

英国哲学家罗素说：“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，这表明，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。”对啊，你听见一个人说一加一等于三，这种明显的谬误，你只会同情他，不会生气。但是如果听见某个观点，就暴跳如雷，这说明啥？说明，我们在潜意识里是知道的，我这个理儿，不太能压倒对方的理儿，我不一定辩得过他，这才生气。同样道理啊，一种人，不择手段地压制另一种人，这不是瞧不起啊，可能是害怕自己竞争不过。你想想这个阶段大宋北方士大夫拼命压制南方人，是不是有这个因素？

带着这个视角，你再去看那张所谓“五鬼”的名单，突然会有一个发现，所谓五鬼，除了那个丁谓是苏州人之外，其他全部都原来的“南唐人”，丁谓的老家苏州，其实离南唐也很近。

陈彭年，南唐神童，13岁就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，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称赞。南唐灭亡的时候，陈彭年14岁。

林特，也是南唐神童，在南唐当过兰台校书郎，你可以理解成国家图书馆的研究员，这个官职听起来不高，但是林特当上这个研究员的时候，才10岁，也是神童。

王钦若，老家临江军，就在今天的江西，过去就属于南唐。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南唐旧臣，他自己是生在公元962年，13岁之前，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南唐人。

所以你看，所谓“五鬼”，不仅是一个政治小集团，也是朝廷中几个南唐出身的才子。那问题来了，当时给他们起绰号叫“五鬼”的人，到底反感的是什么呢？是他们的政治作风，还是他们的南唐出身呢？当时宋朝士大夫排斥的南方人，是不是暗戳戳地其实就是特指南唐人呢？

这不是胡乱猜测哈，宋代初年，对于被征服的几个小政权的人，确实是区别对待的。

大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，朝廷吸收了很多有文化的南方人。没办法，管制区域大了，确实需要那么多官员。甭管你是吴越的、南汉的、后蜀的，还是南唐的。但是请注意，待遇不一样。

比方说吴越人到了北宋，最高能给正三品的待遇，是一入职就正三品。后蜀，也有好几个正三品的。南汉在今天的广东，当初算是天高皇帝远，那也有正三品的。偏偏是南唐，最高的就只给了一个正四品。这还只是待遇上的歧视，南唐官员到了宋朝之后的十几年，无论级别大小，都一律得穿绿色衣服，什么意思呢？让你穿不一样的颜色，来表示你低人一等。

如果这个猜测有点道理，那我们还真就要穿越回去看看了，这个南唐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，为什么让那个时候的北方士大夫有点忌惮？甚至在已经完全征服南唐之后的几十年，还觉得，一定要压制那里的人，决不能给他们出头的机会？

一般我们对南唐的印象，都来自于那个李后主李煜，什么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，什么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词是写得真好，但是我们心里会感觉，一个文艺青年当皇帝的国家，最后皇帝自己都被抓到开封当了阶下囚，国家首都在金陵，江南水乡嘛，这样的国家能强到哪里去？

这就是过去历史叙事的问题，有点成王败寇了，南唐最后的结局，让我们其实多少有点误解了南唐的真相。那真实的南唐什么样呢？

南唐的硬骨头和软实力

我们其实常常会低估南唐的实力。

北宋平定南方的几场战争，平定后蜀，用了66天，平定南汉，距离远，用了半年，吴越干脆就是小弟，不用打就收服了。只有这个南唐，是最难对付的。

首先南唐的地盘比我们一般人以为的大。南唐国都在江宁，就是今天的南京，但是它的地盘最大的时候，是跨35个州的：主干是今天的江西和安徽，还有江苏西边、福建北边和湖北湖南的一部分。

今天江苏最富的苏、锡、常地带，除了苏州，都是南唐的；江苏北部的连云港、盐城、泰州，南唐的。安徽合肥，南唐的。福建武夷山，南唐的。江西全境，南唐的。湖北武汉，也是南唐的。

南唐的军事实力也很强。

当年赵匡胤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，在周世宗柴荣手下当将军的时候，就参与过三次打南唐的战争。每次都打得非常艰苦，最后结果虽然也都算是赢了，但是那又怎么样，南唐虽然割地、称臣，但是毕竟没有灭国啊。
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：南唐对后周称臣之后，有一次派使者去后周进贡。柴荣就问使者，“你们最近在修城墙、搞防御没有啊？”使者吓得直摆手，“没有没有，我们现在是你的属国嘛，哪敢搞什么防御？”柴荣说，“哎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过去我们两家是敌我关系，现在是一家人，我是君你是臣，大义已定啊。我活着，就不会有什么事。但是万一我不在了呢？那个时候要有人打你们呢？回去跟你们的主子说，城防该修还是修，防御该搞还是搞。”

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，写到这个地方都忍不住插话说，这个周世宗柴荣真棒，打服了人家，就爱之如子，真是舍得为人家长远考虑啊。

但从这个故事里，我倒是看出来另外一层意思，就是至少在周世宗时代，他是不觉得南唐能最终被中原王朝收服的，能够保持这种表面上的臣属关系就不错了。

那到了宋太祖赵匡胤时代，又是怎么搞定的南唐呢？赵匡胤那个话是说得很硬气了：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？但是，搞定的过程，可不像把一个睡觉的人轰走那么简单。

这个地方咱们插一句题外话。自古以来，南方的割据政权都把长江看成是天险，这没错。但是要知道，长江天险和陆地上的关隘又不太一样。陆地上的关隘，如果运用得当，那真是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。但是长江就不是了，南方政权往往凭借的是水师的优势。水师你能造，北边也能造啊。所以，如果北方政权积累了足够大的人口、经济和军事优势，能造出大规模的水师，长江天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。长江天险存在的前提，是北方政权没有压倒性的优势。

赵匡胤打南唐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准备工作，那是早在10年前，963年就开始了，那时候大宋朝是刚刚开国啊，就在开封挖了一个大湖，开始操练水军。而到了974年，正式开打南唐的那年，我看那一年的史料，宋太祖是隔几天就去一趟，视察水战的准备情况。战舰也造了几千艘。这才吹响冲锋号，开始灭南唐。

具体的战争过程，我这里就不说了。说两个可能你会觉得意外的地方：这种早就开始准备的北方对南方的灭国战争，通常打起来都是摧枯拉朽的。防守方上上下下也都清楚，所以，基本上战争一开始，就是望风而降。后蜀的花蕊夫人诗里不是说吗？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”士气没了，崩溃起来快得很。

但是南唐这次可不是。各路将领是节节抵抗，经常有非常壮烈的殉国，甚至连李后主李煜都投降了，江州的守军还要打，还抵抗了四个月之久。

这是一个意外的地方，另一个意外，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表现。

过去读李煜的词，对那句“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”印象特别深，感觉李煜就是那种哭哭啼啼的亡国之君。其实不是。你可能很难想象：李煜坚守江宁，也就是南京城，长达十个月之久。大宋反复劝降，他就是不从。甚至南京城破之后，还有激烈的巷战。基本上是打光了最后的一兵一卒，他才投降的。在亡国之君的表现中，他除了没有主动自杀，也算得上是硬汉一条。

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想让咱们一起体会一下，宋代初年的人对南唐的感受，那真是好不容易才啃下来的一根硬骨头啊。

当然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南唐被警惕被提防，其实还有一个很微妙、很隐秘的因素。这个因素，我们今天的人是隔膜了，但当时的人都心知肚明。

是什么呢？事关国家正统的问题。

别忘了，我们今天是管它叫南唐，但是它自己建国的时候，那个国号可就是“唐”啊，可没有那个“南”字啊。而且，南唐皇帝姓什么啊？李璟、李煜，姓李啊，他们自称可就是李唐王室的根正苗红的子孙啊。

所以，当时的人对天下的大势也会有这么一种理解：虽然中原地区梁唐晋汉周几个朝代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但是唐朝其实一直都没死，朱温是把唐朝皇帝杀了，但是很快就有了后唐，后唐灭了之后，又有了南唐，都自称是唐朝的继承者，都要复兴唐朝。如果你生活在当时，如果你对唐朝非常有感情，你会不会觉得：跟中原那帮杀来杀去的军阀，还有篡位上台的老赵家相比，其实南唐看起来更像是正统？

其实，宋朝自己也有过相关的讨论。就是宋朝到底继承的是后周的法统，还是唐朝的法统？如果是后周的法统，那么宋朝就是篡位者，不大光彩；还不如直接说宋朝继承的唐朝的法统呢。那个南唐，不就是我们大宋灭的吗？这么一来，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其实，就在两年前，1010年，还有人这么建议。真宗皇帝说，这么说的人多了去了，但是开国的时候就定了的事，哪能说改就改？就这么着吧，不改了。

你看，大宋和南唐，隐隐然还有这么一点竞争正统的关系。

但是我觉得，这还不是大宋士大夫忌惮南唐人的最根本的原因。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文化上的。

我们今天一提起大宋朝，经常会用到一个词：风雅。觉得宋朝虽然武力上不怎样，但是文化非常灿烂，不管是士大夫的诗词歌赋，还是民间的商业活力，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。这当然没错，但那是把300年的大宋放在一起看的印象。如果你生活在北宋的初年，你会发现，如果要说“风雅”二字，那可不是大宋，而是在南唐。

南唐，首先是有钱，国家有多富？南唐手下的这一片，生产了当时中国40%的白银。皇帝有多富？开国皇帝李昪（biàn）去世的时候，库里存下的金帛有七百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宋太祖没收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库，加一起都没这多。

南唐为什么这么有钱？因为当时北方在战乱，南方在生产啊。这里要是说稻米、茶叶的数字，可能感觉还不那么直观，我就跟你说一样，纺织。当时还没有棉花，老百姓穿的衣服主要是麻布做的。麻布也可以用来征税，南唐的德昌宫，装麻布的库房就整整四十间！老百姓穿麻布，有钱人当然是穿丝绸嘛。那南唐的丝绸富裕到什么夸张的程度呢？皇帝请文武百官到宫里的仓库参观，大臣们随便拿，想拿多少拿多少。

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你既到过中原，又去过南唐，对比着这么一看，什么感觉？还真就有这么个人，叫张洎（jì），南唐的重臣，曾经出使中原，到过开封。他回江宁之后，就写了十首诗，其中提到开封，就三个字的评价：“一灰堆”，灰突突的一个大土堆，跟我们江宁可怎么比啊？想不到吧？后来那么富丽繁华的开封，在宋朝初年的时候，在南唐人的眼里，就是这么个形象。

顺便说一句，江宁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，也并不一直就这么繁华，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变化的曲线。南北朝的时候，南京是所谓的“六朝金粉”之地，又有所谓“虎踞龙盘”的王气，所以是南中国最重要的城市。但是，到了隋唐的时候，可能是北方政权出于压制南方的考虑吧，南京城基本被毁了。

南京的地位有时候连县城都不如，有时候隶属于扬州，有时候隶属镇江。所以，你看唐诗里面提到南京，基本上都是所谓“金陵怀古”，李白有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，刘禹锡有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看着眼前的满目荒芜，凭吊几百年前的盛世美景，都是这种调调的诗。

而到了南唐，南京城突然一下，烈火烹油一般地繁华了起来。今天我们说的宋文化，其实很多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南唐时代的南京城。

比如说藏书。宋代刚刚建国的时候，整个开封宫廷里的藏书也才一万多卷。南唐的藏书是它的十倍，有十多万卷！而且这是十多万本书，都和五代十国其他地方的藏书不重样。大宋朝后来编了一套大型丛书，叫《太平御览》，那可多亏了南唐攒下的这个家底。

再比如说宋词。最开始的词，就是老百姓的流行小调，登不得大雅之堂的。但是，因为有了李煜，词这种文体一下子被点亮了。王国维先生的《人间词话》里不是说嘛，就是这个李煜，把伶工之词变成了士大夫之词啊。在词的历史上，南唐李煜是重要的转捩点。

再比如说学问，其实很多也来自南唐。南唐的徐铉，就是宋太祖大吼一句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”的那个人，他进入宋朝之后，隐隐然就成为大宋的一代学问宗师。

别的不说，就说宋代所谓的四部大书，《太平广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《册府元龟》，几乎全部都是徐铉和他的朋友、学生、从南唐带过来的故旧参与修订的。《文明之旅》前几期节目，曾经两次提到的大学家杜镐，号称“杜万卷”的，就是徐铉的学生。还有，这个时候正在编纂《册府元龟》的王钦若；五鬼当中的另一个，陈彭年，也都是徐铉的学生。

再比如说文房四宝，士大夫最讲究的笔墨纸砚，除了最好的笔，是湖笔，出自浙江湖州，当时是在吴越国境内，除此之外，最好的纸、墨和砚台都在南唐境内，所谓“澄心堂纸”、“李廷珪墨”和歙砚。

其中很多都是在李煜父子的亲自参与下搞出来的。比如那个“澄心堂纸”，这种纸的制造工艺，到了宋朝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失传了。后来有人搞到了一批澄心堂纸，花了多少钱呢？一卷，就要100枚铜钱，还把欧阳修请过来观赏。欧阳修也惊讶，他说你是从哪搞来这些宝贝的？这些纸，存放了一百年，仍然结实、顺滑、晶莹剔透。一直到了清朝，乾隆皇帝还心心念念，想要复原出澄心堂纸的工艺。

不用再多举例子了。现在你明白了，大宋朝的风雅和繁华，其实根子全在南唐。说到这儿，你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北方的士大夫想到南唐人，就觉得不该让南唐人当宰相，不该让南唐人在政治上扬眉吐气。其中一个原因想必是：来自“一灰堆”地方的人，看见来自风雅之地的人，心里有点不好受啊。

文明的“火种罐”

我们换个角度，再来看看南唐。现在讲的这一年，是公元1012年。如果把时光倒转半个多世纪，来到公元947年的话，我想带你穿越回那一年的元旦，咱们在中国四处走走看看。你对南唐和大宋的关系，会有更深的感受。

先来看看长安。你觉得你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李龟年放声高歌、公孙大娘舞剑，还能看到李白斗酒诗百篇吗？对不起，那个长安早就没有了。这一年，它在被后汉军队围困，城里弹尽粮绝，妇女儿童被军人当成粮食吃掉。

那开封怎么样呢？这不是五代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吗？没错。但是，就在公元947年这一年的元旦，契丹可汗耶律德光闯入开封，宣布后晋灭亡，自己要当中原的皇帝。就这前后一年时间，开封城里就有三个皇帝：后晋末代皇帝石重贵，辽太宗耶律德光，以及后汉高祖刘知远。这个时候的开封，就是这么乱糟糟的。

当时，刚刚二十多岁的赵匡胤不得不从开封离家出走，要闯荡江湖，给自己找一条活路。史书里记载的很简略，说赵匡胤这时候是在四处漫游，一路看到的，都是从北方向南方逃难的老百姓。

那如果这时候我们到南唐会看见什么呢？

也是这一年元旦，皇帝李璟召集了一群文人雅士，赏雪作诗，还有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批画家，把这个场面记录下来：有专门负责画人物的，有专门负责画亭台楼阁建筑的，有专门负责画竹林的。这场君臣聚会，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可惜啊，这幅《赏雪图》我们见不到了。

有人可能会觉得，这不是玩物丧志吗？在那样的乱世里，南唐的皇帝还天天搞这种风花雪月的事儿，活该后来被灭国。但是换个视角看呢？

作家唐诺有一本书，叫《眼前》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：

“所谓历史的灾难时刻，也可以这么定义，或说是一种通则，那就是人被廉价地、不恰当不合理地胡乱使用掉，最好的诗人小说家拿枪被派去战壕一去不回……人无法做他最擅长、最有成果的那件事情，人被浪费掉了，当然是无以弥补的一个又一个损失。”

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是不是南唐的价值呢？在那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世界里，它让有诗情的人写诗词，让有绘画天赋的人画画，有工匠精神的的人研发最好的笔墨纸砚，它没有把人浪费掉。

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中，偶然看到一则史料，让我很震撼。

话说，公元974年，南唐灭亡前的最后时刻，金陵城已经被大宋军队重重包围，后主李煜还下令，做了南唐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放榜，破例录取了38名进士，这是南唐科举史上最多的一次。很显然，国破在即了，被录取了进士也没有什么用了，当不了官了。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我想，这既是为了给莘莘学子们一个最后的交代，也是为了把读书的种子传下去。

如果我们跳出来看，你会发现，人类历史上经常会有这样的地方，我们把它称之为“文明的火种罐”。当周围的世界都在刀光剑影、尸山血海的时候，有些地方，就是有人在埋头学问，沉醉风雅。等到战乱结束，这个火种罐里的文明之火，就又可以星火燎原。

春秋战国时候的鲁国，南北朝时候的江东，五代时期的南唐，都是这样。其实西方历史上也有。

古希腊作为政治实体，是被罗马征服了，但是作为一种文明载体，它反而是借着罗马的武力传播得更远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《人类与大地母亲》这本书里是这么说的：

每个帝国在其领土上都在吸收并传播着希腊文明。这时，从西北印度的朱木拿河上游，向西直到西西里岛西端，这一片广大地区，都以希腊语为其文明语言。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化正以拉丁语为媒介，从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大陆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，向西北非一直传播到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。

你看看，这是不是和我们今天说的南唐很像？

今天我们是从宋朝的北方士大夫看不起南方人、防备南方人说起的。但是这个历史阶段很快就要过去了。

公元1012年这一年，所谓“五鬼”中的王钦若50岁，陈彭年51岁，林特61岁。他们都还带着对南唐的记忆，生活在大宋朝的首都开封。说到底，毕竟还是亡国降臣，低人一等。他们能怎么办？那肯定是努力地讨皇上欢心，哄皇上高兴——你要天书，我就给你找天书，你要封禅，我就给你办仪式。你要大兴土木，我就给你操办。这当然更让其他的大臣，尤其是经历过太祖创业那个时代的北方大臣，看着不顺眼了。

但是，南方人、北方人这个边界，很快就要模糊了。

历史学界有个理论说，发生在四十年前以内的事，不叫历史，而是叫“交往记忆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四十年内发生的事，要么你自己，要么你的长辈都亲身经历过，当事人都还活着，各种恩怨、情感都还在纠缠，都还在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。而等四十年过去了，该谢幕的人都凋零了，发生过的事，要么被遗忘了，要么被固化成文字和影像了，这才是历史。40年是一道分界线。

所以，对宋真宗王钦若这些人来说，南唐虽然灭亡了，但那还不是一段历史，而是一段“交往记忆”。这段记忆，影响到了王旦不肯让南方人当宰相，寇准不肯让南方人当状元。

但是别忘了，南唐是公元975年灭亡的，到了公元1015年，就满40年了。果然，五年后，王旦谢幕，宋真宗就大大方方地把南唐人王钦若提拔为了宰相。一代人的恩怨就这样了结了，南方人的身份不再成为当宰相的障碍了。

我们来盘点一下吧：在这一年，出身福建的南方人柳永30岁，他这段时间浪迹在哪里，历史的记录早就模糊不清了。出身江西的南方人晏殊，22岁，已经在江苏东台当官了，很快，他也会当上大宋的宰相。祖籍江西人的南方人欧阳修今年5岁，将来，他将会成为大宋文坛上的一代宗主。

你看，南方人融入了中华文明的主流。江宁城的繁华演化成了开封城的风雅。南唐这个文明的火种罐，终于点燃了大宋的文明之火，遍地延烧，光华满天。

文明就是这样：乱世的时候，藏之芥子，盛世的时候，放之六合。就这么一张一弛、时卷时舒地往前走。

好，我们下一期，1013年，再见。

参考文献

（宋）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，《中华书局》，2009年。

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。

（元）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（宋）马令：《南唐书》，南京出版社，2020年。

（宋）陆游：《南唐书》，南京出版社，2020年。

（宋）史温：《钓矶立谈》，南京出版社，2022年。

（宋）王栐：《默记·燕翼诒谋录》，中华书局，2013年。

（宋）江休复：《江邻几杂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。

（宋）丁谓：《丁晋公谈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。

（宋）无名氏：《道山清话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（宋）朱弁：《曲洧旧闻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（宋）郑文宝：《南唐近事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（清）吴任臣：《十国春秋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。

任爽：《南唐史》，中华书局，2024年。

王育济、范学辉：《宋太祖传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。

张剑光：《宋人笔记视域下的唐五代社会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20年。

陈晓莹：《晚近的历史记忆：两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8年。

唐诺：《眼前：漫游在〈左传〉的世界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。

（德）扬·阿斯曼：《文化记忆：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、回忆和政治身份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。

（英）阿诺德·汤因比：《人类与大地母亲：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。

杜文玉：《五代十国经济史》，学苑出版社，2011年。

楼培：《宋初南北两大文学群体研究》，浙江大学博士论文，2013年。

杨昌猛：《宋太宗降国政策研究三题》，扬州大学硕士论文，2021年。

孙军凯：《试论北宋前期政治中的地域因素——以南人首相王钦若为例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2019年第2期。

黄博：《制造边缘：宋代的“闽蜀同风”论》，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6期。

邓小南：《近臣与外官：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》，《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》，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。

伍伯常：《北宋选任陪臣的原则：论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2001年第10期。